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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:当生之者寡,而食之者众,我们该怎么办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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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1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做客清华五道口“未来已来—全球领袖论天下”系列讲座,以“老龄化与民生”为主题做了精彩的线上分享。

11月21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做客清华五道口“未来已来—全球领袖论天下”系列讲座,以“老龄化与民生”为主题做了精彩的线上分享。本文是根据本次讲座的文字实录,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整理和编辑。

这次的讲座主题之所以定为“老龄化与民生”,一方面是因为老龄化是经济学家和各行业学者都高度关注的话题,也是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关注点;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。

一、中国老龄化的特点

我想先从宏观角度来展示一些事实。首先是看第七次人口普查带给我们的一些数据启示,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的一些特点。

截至2020年11月1日,我国的总人口数量为14.12亿,仍保持增长状态,中国也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。但是,我们的出生率在逐年下滑,而死亡率基本持平,因此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呈现每年创新低的态势,这就意味着在不太远的将来,我们终究会达到人口总量的峰值,也就是零增长,然后进入负增长。与此同时,我们的老龄化率也在加速上升,2020年,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1.91亿,老龄化率达到13.5%。

以上数字反映了当前我国人口状况的一些基本趋势,但是决定长期人口变化趋势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叫“总和生育率”,即妇女平均终身生育孩子的数量。一般认为,如果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就可以完成对自身的替代,我们称之为“达到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”,从统计上看这个数字是2.1。学术界一般把高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称为“高生育率”,低于这个水平的叫做“低生育率”,如果更低的话,低于1.5就叫“很低生育率”,低于1.3时叫做“极低生育率”。很多人口统计研究结果认为,如果进入到极低生育率,想要摆脱这种境地就非常困难了,因此被称为“低生育率陷阱”。202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.3,低于世界平均水平,不仅低于低收入国家水平,甚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整体水平。日本号称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,但是即便如此,日本的生育率也接近1.4,我们可以说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。

除了上述特征之外,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特殊之处,那就是“未富先老”。就是说我们的老龄化程度与我们的人均收入平均相比,或者说与我们的发展阶段相比是超前的,甚至是严重超前。这个“未富先老”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。

第一,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,按照这个速度计算,预计我们的老龄化率在2050年左右将会超过发达国家。

第二,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。虽然中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,但是我们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近年来一直在下降,很快将不再是世界第一;可是在2040年之前,我们的老年人口数量占全球老年人的比重将继续走高,预计到2040年达到26.4%。过去我们说中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,未来将变成中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老年人。

第三,虽然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加快迈向老龄化,但是它们的老龄化率在本世纪之内不会超过发达国家。

二、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

分析老龄化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哪些影响,首先要提到人口变化的两个转折点。

第一个转折点是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(15岁-59岁的人口)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,从那以后每年都是负增长,现在是每年减少几百万,未来减少的速度会更快。这改变了过去“生之者众,食之者寡”的人口结构,终有一天我们会面临“生之者寡,食之者众”的局面,也就是说生产性人口比重下降,依赖性人口占比会提高。这个变化已然导致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下降,进而使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——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,从那以后我国的经济减速逐渐回落,并且从2012年开始变得明显起来。

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,中国的总人口数量预计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。如果说第一个转折点导致了我们的劳动力短缺、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放慢、资本报酬率下降、生产率增长放缓,那么第二个转折点的影响更主要是体现在需求侧,最主要是对消费需求产生大的制约。换句话说,如果按照我们目前的潜在增长能力本来可以在202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到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,但是如果需求侧支撑力不足的话,实际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制约,影响我们实现发展目标。

人口变化主要是通过三种效应影响消费:第一,人口总量效应;第二,人口年龄结构效应;第三,收入分配效应。

1、总量效应

人就是消费者,在排除收入变化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,人口增长消费就增长,如果人口负增长,那消费的变化不言而喻。这些年来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整体呈现下降势头,虽然人均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,但是把人口和人均消费水平相乘得出消费总量的话,可以发现其增速也在随着人口增长的减速而放缓。

2、年龄结构效应

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,实际上是20岁之后才开始有劳动收入,三四十岁时达到高峰,到60岁基本就结束了。但是消费不一样,人生下来就要消费,并且整体而言是随着年龄的提高趋于下降的。

如果分阶段来看的话,青少年阶段的消费其实是比较高的,一方面是少子化的稀缺规划所致,家长们愿意为下一代支出,市场也利用这种刚性抬高“三育”成本。随着未来的孩子越来越少,这一块对总消费的贡献也会下降。

第二就是劳动年龄阶段,这部分人虽然挣钱,但是消费并不高,我称之为“现收现付悖论”。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障很大程度

到了老年人阶段,众所周知我们的养老保障覆盖面还不够广,保障水平也有限,老年人持续就业的程度也不够高,制约了他们的消费能力。除此之外,中国老年人除了要为自己的长久养老做储蓄,还会为子孙后代考虑,因此他们的消费倾向也不太足。

3、收入分配效应

如果按照收入水平划分,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强,因为他们的消费需求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满足,而高收入群体的大部分需求已经得到满足,因此很大一部分收入倾向于储蓄起来。整体而言,收入差距越大的社会,消费需求相对就越不够旺盛。十八大以来,我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有了明显改善,基尼系数显著下降,但是从我们应对未来老龄化的需要来看,目前收入差距仍然过大,基尼系数仍处在0.4以上,居民收入占比偏低,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最低的,这也是制约未来消费的主要因素。

三、从民生着眼应对老龄化

尽管老龄化带来一些不利因素,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从民生着眼解决老龄化问题,我们是拥有充分的手段和政策来加以应对的。

首先,我们现在产生了全生命周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需要。这个图通常用来帮助我们认识人口问题的“回声效应”,可以看到,2020年中国人口年龄分布中的主要人群在三十几岁,仍属于比较有生产性的结构;但是10年之后的2030年,同样的这批人组成了位于40多岁的主要人群;再过10年,临近退休年龄的他们仍旧是人口结构中的主力,这就需要我们动态地满足各个人口群体在生命不同阶段的需求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。这实际上为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提出了一个基本蓝图,就是要以“全生命周期”为出发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清单。这既是现实需要,也是已经做出的政策部署,应该逐渐地通过加大再分配力度予以构建。

基于一般规律,我做了一些国际比较。图中的横坐标是人均GDP,代表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,纵坐标是政府社会支出的GDP占比,总体上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,尤其是在达到一定发达程度之前,更准确地讲是在人均GDP从10000美元到25000美元之间这个阶段,社会支出占比显著提高,大体上是从26%提高到37%。

10000到25000美元人均GDP属于什么水平?相当于逐渐进入并稳定在高收入国家行列,而中国的人均GDP目前恰好是10000美元,到2025年我们要超过12000美元,2035年达到23000美元。按照一般规律,基于未来15年我们的发展预期,我们应该显著提高社会福利支出的占比,再加上还要面对“未富先老”的局面,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大的力度来提高社会福利支出。

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把生育率提高上来,这肯定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。一言以概之的话,那就是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是有助于生育率回升的。

图中蓝线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总和生育率,最高的国家能到6甚至7,最低的不到1。联合国在各个国家进行调查的时候,会询问当地人认为的理想家庭孩子数,最后发现无论是在高生育率国家还是在低生育率国家,大部分人都认为生两个孩子最好。可见大部分人的生育意愿与2.1的更替水平是基本一致的,也就是意味着高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终究要下降,这是由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避孕措施的可得性决定的,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向。

另一方面,低生育率国家也有可能向2.1回归,只要能够克服过高的生育、养育、教育成本,老百姓的生育意愿还是会向理想水平靠拢的。在一些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,近年来也呈现生育率回升的趋势。何况中国未富先老特点,也意味着我们超越阶段把生育率降得太低了,生育意愿其实还是高于现在的生育率的。国家做出了部署,希望在“十四五”时期从降低生育成本入手,让人们能够在政策范围内根据自身的意愿来提高生育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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